魏茂梃 (2019.05.19)
作者魏茂梃。
4月底回鄉探親,4月30日參加了《高令印書院》開業儀式,粗略地參觀了一下書院,感觸很深。
我和高令印是同鄉,初中、高中同學。雖然他讀的是歷史、哲學,在廈門大學工作,我學的是無線電通信,在北京,從事軍事通信工作,但我們總是保持著聯系,特別是退休后,有了電子郵件,聯系更密切。我認真地讀過他寄來的《中國文化綱要》、《辜鴻銘和中西文化》、《大眾佛學讀本》等著作。就是他建這個書院,從設想到定名,都交換過意見。
我有兩件渴望讀書的的例子:一個暑假,我在鄰居家找到一本殘缺(前幾回已經爛掉了)的《水滸傳》,如饑似渴地讀,忘記下地干活,父親發現后就批評我,說你哥哥干活很累供你上學,你假期一定要干活。二是另一年暑假,我去陽谷書店,看到新出版的三國演義,興奮不已。三國演義定價3元,我只有1元多錢(是學校期終伙食結賬的結余),正好我村里魏法春也在書店看書,便向他借了點錢,把書買回家。到家后,父親知道了,他端坐在椅子上,把我叫到身邊,說:“孩子,以后不能買這書,課本不買不能上學,課外書太多了,咱們買不起,你哥哥推小車賺幾個錢,多難呀!”雖然父親不急不燥,話音很低,也就這幾句話,可是,這話音卻像重錘一樣砸到我的心上,我站立在父親身邊,雙眼淚如泉涌,無言可說。隨即,父親給我了錢,讓我去還。現在,看到《高令印書院》,便想,如果當年有這個書院,我會多讀很多書啊。
今天的農村,青年都有文化了,也很時尚了,手機、電腦等都玩得很熟,對國內外的新聞事件也很了解,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了解卻不多。史塘村離陽谷縣城還有20多里,是典型的農村。在這樣一個村里建一個含有濃厚傳統文化底蘊的《高令印書院》,高令印還準備組織人去講學,為村民通俗地講解儒家道德倫理、黨的農村文化建設等內容。這將對鄉村的文化建設產生重大影響。2017年1月25日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發布《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》,《高令印書院》的創建,對貫徹中央這一指示精神,將發揮巨大作用。
高令印書院,是一個院落,是一個閱讀室,是一個講課教室。但更重要的是蘊藏在其中的精神——高令印精神。
1. 終身治學 不隨時俯仰
在《高令印書院》里,有一幅書法家王鶴所贈的:“不隨時俯仰 自得古風流” 對聯。雖然這是一幅常用對聯,但掛在高令印書院,最貼切地彰顯了高令印的治學精神。
我們這代人所處的時代,各種運動不斷,可以說是天翻地覆。比如,文革時期“除四舊(破除舊思想、舊文化、舊風俗、舊習慣)”,把傳統文化統統斥之為“封建”、“迷信”加以批判;而后又強調“宣揚”、“繼承”優秀的傳統文化。再如知識分子,文革時是“不如狗”的“臭老九”,而后又成為“香餑餑”等等。在這樣大變動的環境中,高令印始終堅持治學之路,不為謀權改道,不為求利動心。他能有今天的成就,正是他堅持治學之路的結果。
再有,就是高令印的治學態度。就像文革時期那樣瘋狂的年代,我不敢說眾人皆醉他獨醒,但可以說,他始終堅持以歷史的觀點看待歷史。他沒像有的學者那樣用階級斗爭、揚法抑儒的觀點去寫歷史;也沒像有的學者褒獎曹操,幾乎把他寫成一個沒宣誓的共產黨員一樣。高令印研究朱熹,研究佛教,都是屬于典型的“舊文化”,但他不是以現代知識的傲慢態度去對待,而是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研究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,他甚至頂著“批判朱熹”之名研究朱熹,真可謂是苦心孤詣了。

我們這些生于落后農村,在戰爭年代成長,沒有接觸過任何書香氣味的人,趕上了教育大發展的時代,受了大學教育,但我們的初中、高中都是初建第一屆,雖然老師們都很敬業,條件還是很差,所以說,我們的起點很低。高令印能夠取得這樣成績,學術上達到這樣高度,靠的就是刻苦勤奮。我可以說,他的一生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、工作和學術研究上了。
高令印早年在家鄉結婚,在文革期間,妻子和孩子才到廈門團聚。在我與他的通信中,他每提到的成績時,總要感謝他的妻子。說妻子管理全部家務,為他提供了精力和時間。如在2012年12月9日的一封信中說:“我的家事,全部由老伴管,這是我做事的前提。”就是在書院開業儀式,有眾多官員、名流參加的莊嚴場合,他與老伴并排端坐中間,向眾人顯示建書院是他和老伴共同努力的結果。從這里,我們可看出高令印是多么珍視老伴為他提供的條件,他把時間看的多么珍貴。
人,忙碌幾十年,退休是清閑、享受階段。可高令印走下講壇之后,沒有了教學任務了,就更專心的研究學問、著書、外出講學、參加學術活動,仍然是很忙。在去年發來的微信中說:“過去天天很忙亂,不看電視,電腦除打字外,什么也不看。不玩手機,一是不會,二是也沒興趣。近年手機主要功能會作了。網絡是知識寶庫。”這種生活,完全是自己的選擇,這就是高令印的精神。
能熟練地使用電腦,是高令印刻苦學習的又一例證。我國電腦、網絡的普及,大約在我們這代人退休以后的事了。就是我們從事電信工作的同學,也有不少不會使用電腦的。而高令印,一個學歷史、教哲學的教授,卻能熟練的使用電腦。我在2013年12月9日給他的郵件中說:“你學會用計算機、上網,體現了你的學習精神,也是晚年的一種幸福。”他在回信中說:“我會用電腦,一般的論文都是自己打字,不用寫草稿,邊打邊改,很方便。有長的文章,就請外邊店里或女兒去做。不會用電腦太虧了,里邊東西太多了。”應該說,電腦已成為他退休后查資料、寫文章、學術交流的有力工具,最好的助手了。
3. 鄉愁情、報恩心、回報社會的責任感
高令印從1956年上大學開始,在廈門讀書、工作、養老,至今已60多年。但他一直關心著家鄉。前些年,他曾給我來信,建議組織老同學到壽張中學(陽谷二中前身)講課,提高教學質量,以保其聲譽。當得知聊城可能要擴建廣場,將聊城三中拆除(搬遷)的信息時,他建議我聯系在京的閻長貴等老同學寫信,申訴我們的意見。現在,以耄耋之年,在村里建設這樣個書院,實在令人敬佩。在3月3日,幾位在京的三中老同學聚會時,我介紹了高令印建書院事,無不贊嘆。閻長貴在給高令印的郵件中寫下這樣的話:“‘鄉愁’——這是人生的一個根本情結。您在家鄉建立書院(“高令印書院”,這個名稱好,名符其實),這是咱們同學中獨一份,是牢記“鄉愁”對家鄉的奉獻,十分值得祝賀!”
高令印在2013年4月18日給我的郵件中說,“咱們這一生實在太生動了!”并抄寫了一段他給大學的一位同學的論文集所寫的序言中的話,“在這個世紀即將結束之際,我們走下站了半個世紀的講壇,退休多閑,有暇回顧自己的學問、經歷,善始善終。撫今追昔,感慨萬千。時事滄桑,人道牛馬。推愴于懷,猶見雪泥鴻爪 之遺,悟有所得。可謂此生未有虛度矣。”由此可知,他建這個書院,是經過深思熟慮的,是他的成熟之作、總結之作。
沒有相同經歷的人,很難理解我們之類人的感情。我可以想象,高令印在“回顧自己的學問、經歷”,感到有成績,“此生未有虛度”時,首先會想到目不識丁的父母,在生活極其困難的條件下,對自己生育、養育之恩, 想到兄弟姊妹、族人、鄉鄰對自己的幫助,想到同齡小伙伴、小學、中學的同學們、老師們,更會想到,是時代為自己提供了求學的機會,是吃國家的助學金上大學的等等。建這個書院,就是了卻這個鄉愁之情,報這個恩,回報人民,盡這個社會責任,就是他說的“善始善終”吧。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。退休后我在寫《我的童年生活》時,幾次擱筆流淚,寫不下去。我在回家探親,向晚輩講述我童年生活時,幾次哽咽而止。我牢記,我不僅是家里,而且是村里第一個大學生,我應該盡其所能幫助家人、鄉親們做些事情。
我在寫高令印,在回想自己,在想我們這個群體、這個時代。2013年,我在組織編寫《聊城三中首屆畢業生》時,統計我屆同學198人,有177人考入高等學校,110多人具有高級職稱、職務。他們基本都同高令印和我一樣,出生在世代為農的貧困家庭,是時代給我們提供了機會。高令印是我們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,而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是時代為我們提供了機遇,我們也為時代貢獻了我們的青春年華,尚在世的我們,也在享受著時代發展的成果——過著現代化的生活。
《高令印書院》是新事物,是創舉,今后的發展、成長還有個漫長的過程。祝愿《高令印書院》成功!
(編輯 馬金星)